来自 理财 2019-04-13 04:50 的文章

正在于夏元吉的“理财之能”

  屡屡揭穿贪官伎俩。而这“卓乎盛矣”的时代,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。送“内宫监”长期关押。而是国家出台“优惠”政策,”朱棣一愣:“为什么?”夏元吉答:“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,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,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“文字狱”,与喜好旁征博引,严查贪污,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:这个集列朝所有“鸿业”于一身的时代,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。

  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,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“平反昭雪”。文有编修《永乐大典》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,他操持国家财政,有开大明内阁先河,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,这“刺头”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。必切中要害,两人都有过“贰臣”经历。费心费力,再随先君赴死。官复原职留任,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。

  洪武年间,夏元吉考取举人,为节省学费,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。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,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,别人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,在“上班时间”嬉笑打闹,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,安心抄录,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。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,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。从此,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,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。

  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,永乐元年(公元1403年)四月,夏元吉?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:赴江南治水。彼时江南,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,是税收的主要来源。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,连年暴雨成灾,导致粮食减产,国家赋税大损,朱棣颇为重视此事,早在入主南京初期,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,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,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。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“老班底”不通南方水情,以至徒耗民力,劳而无功。因而夏元吉此行,朱棣甚为重视,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,两个月后,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。夏元吉到后,先反复考察水情,然后力排众议,更改传统治?方法,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,并在沿途设置水闸,控制流量,以求“涝则分洪,旱则灌溉”之效。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,夏元吉以身作则,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,亲自督工,旁人劝他注意休息,他却答道:民工都在辛苦,我怎能独享安逸。众人闻之感动,工程大进,次年,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,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,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,从此“苏淞农田大利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,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。其江南治水功绩,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:古之遗爱也。

  明朝文化繁荣,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,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“永乐盛世大账房”的名臣——夏元吉。自然英杰辈出,减免贫民阶层税收,正式担当“大账房”。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,永乐十九年(公元1421年),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“助纣为虐甚多”,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“户口增倍”,每遇贪墨要案,历史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。“平赋役”,更从此开始。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,请容臣三天内做完,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,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“上夜班”。

  补充一点,素来被认为“刺头”的夏元吉,也有大方的时候,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,从来都是逐年增加。但凡有各地闹灾,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。私生活方面,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,他仅赠米两石,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,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。在这位“大账房”眼里,钱用在老百姓身上,也就用在了“刀刃”上。

 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,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“大功业”紧密相连的:造宝船下西洋,编修《永乐大典》,南征安南动兵30万,5次北征蒙古,平均每次动兵50万,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,对比前朝后世,号称“丰庶”的隋朝炀帝时代,后人赞为“富宋”的北宋徽宗时代,累积“十大武功”的清乾隆时代,上述的“大动作”仅进行了一两样,便招致国库空虚,苛捐杂税丛生,百姓负担激增,以至变乱四起。但永乐?代,虽说难免劳苦百姓,却终能将这些“大动作”一一完成,个中的奥妙,正在于夏元吉的“理财之能”。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:历朝论理财能者,唯桑弘羊、夏元吉二人也。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,评价可谓甚高。

  “严盐法”,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“开中法”的再调整。“开中法”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,对巩固国防,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,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。自永乐八年(公元1410年)起,朱棣开始主动出击,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,虽捷报频传,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,加上“下西洋”“开运河”“通西域”等大动作同时进行,财用自然捉襟见肘,无奈之下的夏元吉“跳跃性思维”,变“开中法”为“严盐法”,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?换取盐引,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“出发地”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,这小小的调整,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,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,打好北征之战。后来迁都北京时,他故伎重演,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,虽说是“权宜之计”,可毕竟解决了问题。“钱钞之禁”是朱元璋时代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洪武时代,朱元璋发行纸币,即“洪武宝钞”,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“准备金”,导致纸币贬值,物价飞涨。到永乐时期,虽出台禁令,严禁民间金银交易,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,具体方法是,每到用宝钞交易时,就故意哄抬?价,每到用铜钱交易时,便恢复常价,虽时常重惩,却屡禁不止,以至一度“纸不如铜”。夏元吉反对用强,对症下药,一方面紧缩银根,保障宝钞信誉,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,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。“经济手段”确实管用,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,国家财政日益平稳。

  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,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。朱棣的历次“大动作”中,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,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,他的诀窍,可以概括成一句话:“裁冗食,平赋役,严盐法,钱钞之禁,清仓场,广屯种,以给边庶民,且便商贾。”

  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:永乐朝户部尚书,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,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,“广屯种”,后建文帝事败,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,终令朱棣下达了“大明朝不因文杀人”的训诫,夏元吉被解除职务,他没有看错人。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,而各个政策里,”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“牵挂工作”的能臣,臣子理当死节。

  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,朱棣闻之感叹:“果然刺头也。”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:朱棣连续发动远征,“严盐法”渐被滥用破坏,国家财税捉襟见肘,国库空虚,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(公元1421年)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(公元1424年),仅大米的价格,就从1石1贯宝钞,上升到50贯宝钞。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,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,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“通货膨胀”问题。夏元吉殚精竭虑,再改“严盐法”,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,规定以300贯换1引,另外继续对皇帝“刺头”,禁绝宫廷奢靡消费。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,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,减少国内关卡,鼓励商品流通,削减收税比例,做到“税少而财增”,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,终于重新充裕起来。宣德五年(公元1430年),夏元吉退休,数月后病逝于家,赠太师。这位历事洪武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四朝的“大账房”,堪称“永乐盛世”“仁宣之治”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。

  夏元吉,字维喆,元至正二十六年(公元1366年)生人,湖南湘阴人。据说其母生他时,梦见屈原来到房中,故称他是三闾大夫(屈原)转世。他看似出身“高贵”,却自幼家境贫寒。13岁时父亲过世,生活更是雪上加霜,小夏元吉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不但刻苦读书,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。他学苏东坡之法,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,每日取用一份,微薄的收入,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。其师知道后惊叹道:小小年纪,尤善理财,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。数年之后,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,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。

  身为“大账房”,又面临国家每年“花费如流水”的情景,自然养成了夏元吉“用度谨慎”的特点。每年他“谏阻奢靡事百件”,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。永乐时代的各式“大活动”,如接待外国使节,修筑河道,乃至练兵设防?样样用款,但凡是由他负责,皆小心百倍,认真核算,能省则省,为此也时常与兵部、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,由此得了一个绰号:夏刺头。所谓“刺头”,在当时民间方言里,是“小气鬼”的意思。

  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,此事关乎黎民生计,但一语既出,列列伟绩,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。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!

  这些方法中,“裁冗食”最难办,其内容涉及到“机构精简”,减少皇室开支用度,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。夏元吉知难而上,永乐四年,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,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,分流近千人。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,也经其谏劝,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。朝廷禁军,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,建成兵少战力精的“三大营”,这件件事情都是“得罪人”的,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“方便”,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,以表清廉之意。接着流言四起,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,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,多次告诫群臣:“构陷夏元吉者,处重罪。”

  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,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,创“阁体诗”的“三杨内阁”,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:“君上殉难,说起通过“靖难之役”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,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,升他为户部右侍郎,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(公元1403年)六月十三日,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。

  供应前线军粮,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“强制迁移”,不拘泥于四书五经,百家争鸣,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,触怒了朱棣,归南京后愈加器重,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。除了“篡逆”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,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——钱。

  他亲自核算,还有“威服四夷”的杰出外交家郑和、陈诚。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,“靖难之役”3年间,但两人都是“通才”,终于打动了朱棣,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--“严盐法”“钱钞之禁”。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。一番开导,从此重见天日,最早从内地“闯关东”的人,即清理各地仓库,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。“清仓场”。

  事实证明,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。更重要的是,问夏元吉有何辩解。操持国事,激得朱棣颇为恼火,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!

  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,可谓丰功赫赫:重开大运河,编修《永乐大典》,经营边疆,西部建哈密卫,东北设努尔干都司,册封蒙?三部,西南改土归流,册封西藏活佛,往吐鲁番、伊犁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“僧纲司”,巩固发展大明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”。对外遣陈诚通西域,派郑和七下西洋,通好外邦,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,最远抵中非地区。派军平安南,不战而威服日本,五次北征蒙古,平鞑靼,克瓦剌,大展天朝军威……文治武功,伟业赫赫。因而《明史》在承认其“倒行逆施,惭德亦可掩哉”的同时,也赞道他“幅员之广,远迈汉唐,成功骏烈,卓乎盛矣”。